天津北洋银元局和造币总厂
高 伟
天津卫开埠以来，漕运大兴，南北地产，吞吐集散。票号银庄云集，承兑币种繁多。白银、宝钞、制钱、银票同时流通，官办、私营相互通兑，成为我国北方的金融中心，为后来 “造币产业” 的诞生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天津形成了深厚的货币文化积淀，在天津近现代史、金融史留下了灿烂的一页。
天津历史上曾出现过三座造币厂
严格说来，天津清末民初曾出现过三座“造币厂”，即“宝津局”铸币厂、北洋银元局铸币厂和户部造币总厂。
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为推动币制改革，缓解因流通不足带来的经济萧条，率先在其创建的“天津机器制造局”（俗称“东局子”，现为解放军运输学院）内设立“宝津局”鼓铸制币。由于当时各省发行的货币种类繁多、成色各异，一些新派人士就主张统一货币，进行币制改革。即用世界上通用的“银元制”取代传统的“银两制”，以金元银元为主币，以铜元为辅币，迫使方孔制钱退位。此举受到了保守派的顽强抵制。他们提出了各种理由延缓“币制改革”的进程。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直隶总督王文韶引进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先进造币设备，聘用外国技师，在“宝津局”试生产银元铜币。新币种投放流通后，鼓舞和支持了主张“币制改革”的维新派。只可惜这座颇具现代生产能力的造币厂，刚形成生产能力就毁于1900年八国联军的炮火,变成一片废墟。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袁世凯接任李鸿章出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当时的天津卫及附近地区经过八国联军的劫掠，社会混乱，经济衰溃，物价波动，流通严重不足。要想稳定社会，安抚民心，必先整顿金融，增加投放，统一币制。袁世凯上任伊始就命周学熙赴日考察“工商币制”，回国后立即筹办北洋银元局。在“宝津局”的废墟中挖出未曾焚毁的制币设备，在原李鸿章淮军护卫营旧址上（该护卫营营房于1900年被八国联军焚毁，现址为大悲院的中院，造币厂厂房的位置便是今大雄宝殿之所在）建起第二座铸币厂，即北洋银元局铸币厂（俗称西厂）。银元局的官衙就设在大经路宇纬路口（现址是铁路第一中心小学），周学熙任总办一职。旋即向社会公开招募原造币厂的工人和技师，日夜奋战，仅用72天就铸出了铜元。当年共铸出铜元150万枚投放市场。不久又加铸银元，年获利70余万元。不仅稳定了社会，而且还充实了北洋政府的财政。清政府见天津银元局的成绩显著，便将筹建户部造币厂的任务交给了袁世凯，由徐世昌总领筹建事宜。户部造币厂是中央的造币机构，规模宏大，设备精良。当时北洋银元局铸币厂西边是寺庙，东边是直指庵，北边划给了高等工业学堂，南边的“河北义地”要建李公祠，无法再扩大生产规模，于是便在银元局衙门的对面，中州会馆旁建了一座占地百余亩的户部造币厂即后来的天津造币总厂（俗称东厂）。不久，清政府又将全国各地的九个造币厂改为分厂，隶属天津造币总厂管辖（九个分厂是直隶、湖北、江宁、福建、广东、奉天、河南、四川、云南造币厂）。
东厂的建立使天津卫成为当时国内规模最大、设备最精、技术最先进的现代制币中心。清宣统二年（1910年），清朝政府又决定将全国九个分厂生产的铜银币统归天津造币总厂生产，分厂只能生产小币值的铜元。由于大量的新制币投入流通，物价很快得到了平抑，正常的流通秩序也基本得到恢复，一些反对币制改革（由“银两制”转为“银元制”）的保守派也转而拥护“银元制”，从而推动和促进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东、西两厂的没落
清末出现的币制之争，实际上是保守与革新的政治斗争在金融领域的反映。东、西两厂的建立，见证了中国近代史、金融史上的这场斗争，见证了封建金融制向现代金融制过渡的过程，即金本位的“银两制”向“银元制”过渡的全过程。天津造币总厂的诞生，加快了这场变革的步伐，铜元和银元的大量发行，最终迫使方孔制钱退出了历史舞台，促进了我国金融货币的进步，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不朽的篇章。然而，辛亥革命后，东厂和西厂便不再辉煌，尤其是经历了壬子事变，天津的造币产业逐年下滑，直至最后停产。民国建立后，东、西两厂尚能正常生产。1912年3月，袁世凯为定都北京，向民国政府施加压力，一手策动了兵变（史称壬子兵变），变军自新车站（现天津北站）一路抢下来，东、西两厂均遭哄抢，损失惨重。事后统计，损失白银30万两，厂房被焚，工厂停工。后虽设法恢复了生产，无奈已元气大伤。1928年，北伐革命胜利后，天津造币总厂基本停止了生产。1932年，国民政府在上海重建了一座“中央造币厂”，正式撤销天津造币总厂。自此，天津造币总厂才结束历史使命，悄然退出历史舞台。造币总厂在天津只存世30年，但在老百姓心目中，印象是十分深刻的。以至于后来在民间广为传唱的《天津地理买卖杂字》中也有“李公祠，地面广，东西窑洼洋钱厂”的词句。由于这段历史专业性较强，又事关对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评价，故长期以来没能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和重视。北洋银元局及造币总厂乃至和造币厂相关联的大量历史史实和历史地位始终也没有得到足够的提升和关注，令人十分遗憾。近日报载：河北区政府将要开发建设天津造币总厂旧址，又令人十分欣慰。愿这段历史能为今天的现代化建设带来启示。
造币总厂的地道
天津卫的百姓们早就听说，天津造币总厂院内有一条用来运送金银的地道。这条地道给百姓们展现了想象的空间，因而留下了许多神秘的传说。由于很少有人目睹过这条地道，使得这条地道愈加神秘。
其实，并非空穴来风。天津造币总厂院内真有一条地道。上世纪二十年代初，时任造币总厂厂长的刘梦庚在原北洋银元局官衙院内建造私宅，为出入方便及运送金银币的安全，动用大量人力开挖了一条长约200米横穿大经路的地下通道，直通银元局院内。地道由青砖砌卷石板铺地，据说中山公园里的土山就是用挖地道的土堆起来的。
设在银元局官衙内的洞口，上世纪70年代曾被铁路一中心小学的工宣队挖出来过，并没有发现藏有金银，便用土填死，现在洞口处已变成学校的操场。天津历史上供人通行的地下通道很鲜见，见于记载的更是不多。而河北区就有两条。一条是造币总厂的地道，另一条是曹家花园的地道，这两条地道不是同一年代却相隔如此之近，的确令人称奇。愿此次河北区政府开发此地区能发掘出地道的一端，搞个旅游项目，倒也“曲径通幽”。
造币总厂与历史名人
天津的造币总厂虽存世三十载，可确有不少的历史名人与之有过渊源。仅举数例：
吴鼎昌题写造币总厂匾额
吴鼎昌，浙江吴兴人，字达铨，笔名前溪，秀才出身。清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赴日本留学，曾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清宣统二年（1910年）回国，先后出任北京政法学堂教员及中日合办的本溪湖铁矿局总办，后入大清银行任职。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被任命为中国银行总行长，随后加入共和党，表示拥护袁世凯称帝。袁死后不久，吴又出任段祺瑞政府财政部次长，后又调至天津造币总厂任厂长。在此期间，吴为造币总厂题写了门额。现位于中山路原天津造币总厂旧址仍保存有青砖雕花大门拱卷和嵌在拱卷上方的汉白玉门额，门额中间“造币总厂”四个大字笔力遒劲，入木三分，字的上方还有两个小字“东厂”，右下方刻有吴鼎昌题签及名章两枚。只可惜在2003年6月整修中山路时，门额被刷上一层水泥浆，印章刻痕已被糊死无从辨认。经调查，原来是民工野蛮施工所致，当时媒体以《造币总厂大门原貌被毁》（见《天津青年报》2003年6月17日）为题进行了跟踪报道，但一切都悔之晚矣。
梁启超亲自审定“造币厂报告书”
一代名士梁启超于1914年2月调任币制局总裁，一向注重历史研究的梁氏，知道天津造币总厂几经变迁，资料散失，便命时任造币总厂厂长的大金融家吴鼎昌先生着手编写造币总厂史及大事记。是年年底，吴鼎昌编写并作序的《造币总厂报告书》正式定稿，交由梁启超审定。梁启超认真审定后亲自题写书名“造币总厂报告书 民国三年 梁启超署检”。
《造币总厂报告书》由天津华新印刷局印刷成册。该书分沿革、组织、厂基、机器、物料等共十一章，约五万余字，并附有图表。该书为后人研究天津造币总厂的历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之后，梁启超因推行币制改革阻力很大而愤然辞职，币制局也因梁氏的离去而裁撤。造币总厂亦改由民国财政部主管。
还有许多近代史上的名人如徐世昌、冯国璋、褚玉璞等也都与造币厂有着奇妙的关系。如褚玉璞在统管造币厂期间，正值其续娶小老婆，遂命造币总厂为其专门铸造了“龙凤呈祥”的辅币，谁知市面商家拒收而无法流通，只好作废回炉。民国期间，总统像走马灯似的轮换，每换一届总统，造币总厂就奉命出一批有新总统头像的银币，搞得商家目不暇接、头昏眼花。许多人也许不相信，就连鲁迅先生都与造币厂有关系。如民国十二年（1923年）造币总厂试生产了一枚龙凤黼黻图一元币。样币全都是“银币金打”，即全部用黄金胚饼试打。当时专门用来分赠上级部门及有关人士，故数量有限，流传至今甚为罕见。就是这枚一元币，正面的龙凤黼黻图案实际上是民国元年鲁迅、许寿堂、钱稻孙等人共同设计的民国国徽图案（由于该图案过于复杂，故未被采用），人称十二章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也参与了造币总厂币样的设计。
卅年的造币总厂，就像一面历史的镜子，在阳光的照射下，反射出光怪陆离的七彩光芒，供后人指指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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