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氏家族与天津江苏會馆

      这是翁文华先生撰写的关于老城里的江苏会馆

翁氏家族与天津江苏會馆
   江苏会馆遗址位于东马路仓敖街36号，（解放前为仓敖街32号，清末为義仓街30号），天津江苏會馆由，會馆、義園、義地（公茔）三部分组成。
我曾祖父翁庆甫江苏吴县人，在光绪年间带领江苏船只运送官粮，往返江苏—天津之间，由于本人在青帮组织内身份地位较高，并与官方关系密切，他统领领的船只没有任何闪失，深受官方信任。
清朝末期江湖乱道，当时漕帮仅余六大帮头，而最后这六帮，接续传承家运。，漕运业务开始衰败。工友生计非常艰难。此时在津江苏商届同乡也感到生意危机，此时江苏各界人士成立同乡会的呼声较高。此时翁庆甫奔走社会各届，受到任直隶津海关道兼直隶津海关监督的盛宣怀和大官僚等支持并募捐。于光绪13年，在东门外磨盘街成立江苏同乡會，并在成立同乡会开会期间决定在天津城里，选址成立江苏会馆。

一家的兴衰是一国的缩影，2003年夏天拆除江苏会馆时我正好拍片路过于此，正在拆卸房檐下的龙头，那龙头很是结实，但也是榫卯结构的，拆除屋顶后，龙头被一个小个子民工小心翼翼的拿下来后，还算人道的没有直接扔下来，而是用绳子系下来，被一个保安接住，见我正在录像，将之放在废墟的砖上让我记下他的影像后拿走了。那龙头落地的场面实在不好看，十年至今记忆犹新。据说当年江苏官方的人员曾商谈买下江苏会馆，那结果是肯定的无果。
  

解放后，江苏會馆由民政局接管领导。由翁同龢写的江苏會馆木匾运到历史博物馆收藏，會馆前院和戏楼改建成住房分配给市民居住。翁先生一方面做为江苏会馆主事在民政局的领导下，继续处理會馆一些善后事宜。如组织大规模迁坟工作，将江苏义地迁到北辰区赵庄的回民公墓东侧名为江苏公墓。
此时翁家的生活十分拮据，光靠會馆的收入很难维持全家的生活。和别人合伙的工厂倒闭，分得一些生产资料，在會馆后院为其妻开办了一个宏兴酱园，贴补家庭生活。1956年公私合营，宏兴酱园改为仓熬街成副食店，直到文革期间合并到东门副食店。
1956根据天津市人们政府规定，所有在津的各地會馆全部撤销，人员由政府安排工作，因翁竹舫先生毕业于新学书院，精通英语，数学，转入天津市电力局业余大学任一名高等数学讲师。文革期间翁先生本人遭受到冲击，会馆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墙头上的砖刻被砸，翁先生无奈之下，将全家家迁到北辰区居住。与會馆相伴了几代人就这样离开了这里。
天津江會会馆从清末创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由初建到兴旺至衰落，逐渐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2003年天津市会馆的建筑随着城市的改建也消失在高楼大厦之中成为历史的一页。

1934年翁庆甫去世以后，享年68岁。此时的會馆主事世袭给翁寿鹤（字芝卿）主持（翁庆甫之子）。到1937年七月天津沦陷，木材成为日本侵略我们的物资遭到禁运，没有了木材来源，首先材厂倒闭，药材受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相继会馆的几个工厂都无法经营倒闭，江苏商人的生意也无法维持，大部分商人回祖籍江苏了。家庭里长子在新学书院上学时期，加入国民党，当时也不知道这事日本人怎么知道的，天天到家里搜查，翁家耗尽了家产疏通关系，才使儿子幸免于难。经过这几次折腾，翁寿鹤受不了到这样的打击，一病不起，虽经名医治疗，终不见好转，好不容易看到日本投降却与世长辞。
翁寿鹤病逝后，此时正处于解放战争期间，社会动荡民币聊生，经济萧条。江苏會馆的主事落在翁寿鹤之子翁竹舫头上，此时市场物价飞涨，经营艰难，元气大伤，无奈之下，會馆将东院的北房出租给上海朋友范先生开的天一电木厂做厂房只用，东房租给胡玉兴镜框厂，戏楼一部分租给永义瓷庄，此时會馆勉强维持。
时到解放前夕，會馆日常工作仍由翁竹舫先生打理。虽然生活艰难，仍不忘會馆之职能，遇有江苏同乡有求于會馆，则尽力帮助。如江苏同乡葛岑高在解放天津之际，回江苏老家身无盘缠，无力返乡。翁先生将其接到家中与自己一同吃住，并拿出自己仅有微薄的生活费，周济给他使其顺利回原籍，后辗转到了台湾。到改革开放后，葛先生回天津寻找江苏會馆，此次特意来答谢当时资助过自己的翁先生，二位老人见面的场面真是感人，话别三十多年的分别之情，现在翁、葛两家仍有联系。

江苏義園在谦德庄，（80年代江苏義園的建筑改为谦德庄卫生院）由毛先生主管（毛先生后人毛贵宝后来在乳胶厂工作直到退休，），在津的江苏人婚丧嫁娶都在此操办，，凡有江苏人去世，遗体因故不能回南方，需要在天津下葬的。都由義園负责提供停灵及举办葬礼仪式。所用棺椁和北方不同，所以所用的寿木都由材厂定做，而且木料考究，一水金丝楠木，当时是通过运河漕运至津，再由江南木工精心打制。
江苏義地（公茔）坐落京津公路东，古北道以北，津北白庙村。修建别具一格，（古北道上江苏義地的建筑到文革期间还一直保留）休息之处，所有建筑均按照苏州园林风格模式设计，小桥流水，戏水凉亭，犹如花园。義地内，坟茔排列整齐，肃穆典雅，葬于此地的江苏人真如回到故土一般。规模逐渐增加，由原来的二亩八分扩建到四十二亩之多。

會馆的东院有一过道和西院（俗称后院）相通，中间有一个大门分隔。进门后中间一块影壁对着大门，后院同样也是四合院，此四合院三面有房屋，东侧是走廊，院中还有一口井（我小时候还记得这个口井，常在井台上玩。）俗称假四合院，是会馆管理人翁氏的家属居住。
會馆的日常工作管理由翁庆甫主持，当时会馆除了联谊江苏在津做生意之人，还接济江苏老家到津生活不挤的人，每到冬天到春节翁庆甫都会为穷人发放玉米面票，拿到面票的人们到面铺免费领取玉米面。39年天津遭水灾，會馆打开戏楼把灾民召集到这里避难，每日两餐舍粥，当时會馆的人忙的不亦乐乎！。會馆还穷人帮助江苏老乡寻找工作或者支援盘缠路费回原籍。會馆还经营有几家企业，药厂、材厂等，此时會馆经营得当，加上董事会的支持，经济力量比较雄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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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期间； ，天津第一个学生爱国团体----天津学生联合會于5月14日成立后。有几个女学生说是江苏人介绍来，到江苏會馆找到翁庆甫，商量借會馆的戏楼举行联欢活动，并说只租用半天，會馆可以不可以少收点费用，翁庆甫听了后哈哈一笑说：都是老乡还谈什么租金啊？而且联欢所用的茶点都免费提供，这几个女学生听了非常高兴。5月24日傍晚，几个学生雇车拉来了几个大包袱，寄放在會馆，并嘱咐好好保管，说是演节目用的道具。当时翁庆甫带她们得到戏台下面打开几个大箱子，把包袱放进里面而且上锁，然后把钥匙交个她们自己保管，并对她们说：“这样你们放心了吧”。
5月25日一早先来了二十来个学生，打开包袱，把 “庆祝天津女界爱国同志會成立” 横幅标语挂在戏楼之上。没有一会儿的功夫来了好几百女士在这里开會，这就是邓颖超刘清扬和郭隆真组织成立的“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 會议后游行整个街道非常热闹，惊动了天津城。
第二天几名巡警就到會馆，来调查是谁租用给学生的會场，当时會馆里的人都很紧张，赶快到后院把主事翁庆铺请出来，巡警追问谁给学生们提供的会场？翁庆甫从容答道，这事你们去问曹润田（曹汝霖）吧！几个巡捕互相看看，支支吾吾说不出什么来。翁庆甫每人赏了两块大洋打发走，此事就这样不了了之了。此时的江苏會馆董事會，已由雍剑秋为董事长、庄乐峰、曹汝霖、和杨味云为董事。所以 一般的警察巡警左右不了江苏會馆。（据我爷爷对我们讲，其实曾祖父根本不懂什么政治，只是当时江苏會馆的董事们在天津很有名望，所以他才敢这样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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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吴大徵（吴县人）向盛宣怀推荐同乡翁庆甫委以四品官员身份，在會馆内担任主事，主持日常工作，并定出细则，管理日常工作为主事）、副主事一人，理事会五人会计一人。副主事，理事会人选由主事自定，会计人选由董事会专派。
经翁庆甫与同仁几年的努力，同乡会规模渐增，财力、物力大增，实力雄厚。经和董事会研究选址，在天津南开区东马路仓敖街36号（东门内原義仓街30号）正式买地建立江苏會馆。
江苏會馆光绪19年开始筹建光绪21（1895年）年落成，占地一亩九分三厘八豪七丝，（买地耗费白银500两，）修建会馆费用更为可观。木料、石料都是从南方采购，所有工匠甚至连小工都是从江苏省招募而来。會馆大门坐北朝南，四合院县衙格局，总院落由东西两院和戏楼组成。院落高出街面80公分，七登台阶拾级而上。第一道门是木栅栏，一、二道门之间的两侧有门房，第二道门眉上镶嵌四个户对， “加、官、进、爵”四个大字从右到左书写在户对上，中间高悬一块由翁同龢亲笔书写的“江苏會馆”的木匾，高门槛，双扇黑漆大木门十分气派，门心雕刻八个大字，右边是，“江淮靈秀”左边是“幾甸恩光”，大门两侧一对石狮子侧目对望，甚是威武。大院是一个长方形四合院，北房专供办公、接待会客之用，东四两侧厢房为工作人员的卧室。南面是大门和走廊大院北房后面与戏楼连接，戏楼坐南朝北，戏台正面一块大匾高悬中央，“熏风南来”四个大字也是翁同龢亲笔。戏楼对着的三面看台均是二层包厢楼，戏楼东墙有一便门供参加会议和观看演出人员出入，戏园能容纳几百人。會馆落成典礼时，在戏楼邀请梅兰芳、杨小楼、朱作舟在戏楼演唱京剧，金钱豹，天女散花等节目。以后每到年节都由會馆请江苏老乡聚集在此欢度节日。

感谢翁老师的短文，和平安是福老师的转发！请您代为请教一下翁老师，我曾听说江苏会馆内有戏楼不知是否属实。
在此配图一幅，这是我2003年时拍摄的仓熬街上的江苏会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