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服务 统计排行 帮助
  • 17512阅读
  • 5回复

“马家店”之争管见

级别: 白丁
“马家店”之争管见
【摘要】甲骨文最早是由谁从学术角度上发现,是一桩争论多年的公案。本文通过对不同观点的分析,否定王襄最早发现甲骨文的说法。由此,进一步对王襄发现甲骨的马家店地点论证,认为此前多人认定故物场大街1为王襄发现甲骨的马家店,证据不足。我们应当把重点关注在对王襄治学精神及甲骨学的继承与发扬上,而不是逐本求末。
【关键词】甲骨  王襄  “马家店王翁如 画眉店  40分钟


[Abstract]
[pre]The person who first discovered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 from an academic point of view, is a controversial legal case for many years.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different points of view, the statement that Wang Xiang first discovered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 is denied. Furthermore, the point that “No.1, Guwuchang street” is the “Majiadain” where Wangxiang found the oracle-bone inscription is considered insufficient evidence. We should focus on the spirit of Wang Xiang's scholarship and how to inherit and carry forward the oracle bones, rather than concentrate on the trifles and neglect the essentials.[/pre]Key words the oracle-bone, Wang Xiang, "Majiadian", Wang Weng-Ru, Huameidian, 40 minutes
Author Wang Fu-Rui, Master of Economics at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otection of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ers
───────────────────────────────────────
天津《今晚报》于2011年10月20日发表了杜琨 何美嘉《甲骨文最早发现在天津》将关于甲骨文首次发现和王襄交易甲骨文之处给予结论性表述。此前《天津文史》在2010年第2期中以多篇文章来论述《今晚报》文章的观点[1]。总体的结论为:王襄 孟定生是第一个发现甲骨之人,最初的甲骨交易地在今天的红桥区故物场大街1号。之所以会有上述文章的发表,实际上缘起于“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论坛 天津记忆版”的一个帖子《“纪念王襄发现甲骨文110周年——暨马家店遗址保护座谈会”》和由其引申的对王襄发现甲骨文是不是“首次”和对交易地点“马家店”地址的确认上,由此还对疑似“马家店遗址”文物认定的不同观点[2]。笔者拟就《今晚报》文章及《天津文史》相关文章的表述,谈谈一些不同的观点,供大家评判。
一、关于首次发现甲骨之争
像许多事件的初始都只不经意一样,被称为廿世纪文献“四大发现”之一(北京故宫内阁大库档案、河南安阳甲骨文献、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经卷和居延汉简)——甲骨文的发现,第一发现者到底是谁,起初并不为人所重视。争论的焦点人物,不论王懿荣还是王襄、孟定生,他们对发现时间都没有明确的说明。及后随着甲骨文在中国文化的地位日渐重要,甲骨发现第一人的争议日渐隆起。从以往的结论上看,偏重于王懿荣第一说。甚至有观点认为,王襄在1899年不过是年方24岁的青年,当时并不具备古文字方面的知识,从而否定王襄在文化角度的发现意义。[3][4]南开大学的朱彦民在其《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关于甲骨文发现研究诸说的概括与评议》[5]做了比较客观和翔实的归纳,但并未下定论。
朱文在对王懿荣发现说进行的评议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持王懿荣说者,近年来又进行了新材料的发掘,希望找到支持王懿荣发现说的更早更有力的证据。于是就有了邓华的采访范家庄,以范维清后人的回忆作为证据来形成新的说法。”与此前关于山东商人范寿轩和范维卿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的论述,实际上均来自山东潍坊学者邓华的甲骨文发现史上的一桩公案[6]一文。在文中,作者通过对范家的实地察访,一方面以新的证据支持王懿荣发现说,另一方面又厘清了范寿轩与范维卿的关系及他们出售甲骨的途径与顺序。归纳邓文所持观点:“范维卿贩运甲骨文进京是王懿荣投井殉职前一年的夏天(1899年)。比王襄的‘翌年秋(1899),范寿轩携来求售’,至少提前一个季度。范维清(字缉熙)是第一位发现并贩运甲骨文给王懿荣的那位潍县范氏商贾。范椿青(字寿轩)是继而向天津王襄哄抬价格、重金推销甲骨文的同村同宗古董商贾。”[7]应当是“可以为甲骨文发现史上的一桩公案画上句号”[8]
朱文认为邓华的部分观点“对研究甲骨文发现即甲骨学早期历史具有重要意义。此事还有待于文物收藏界人士或山东潍县县志办学者对当地古董商人物材料的进一步挖掘和整理”。[9]但同时又对其结论表示怀疑。而笔者在仔细研读邓文之后感到,虽然部分证据有待进一步核实,但邓的文章从一个新的角度,支撑了王懿荣发现说。朱文却没有用新的实证对此予以反驳。
笔者认为,天津学界如对邓文的观点有所疑问,尽可组织人员到山东潍坊进行田野调查,还可以找邓华进行核实,以彻底厘清这一事实。否定也应当是进行进一步的实地考证,拿出有力证据再下结论,那种视而不见或一味怀疑不是治学之道。
从另一个角度上看,“甲骨之第一发现者则当为潍县之范商,更广义的说则当是小屯的农民。第一第二之争,殊觉是无聊的意气。”[10]实际上,郭沫若的观点也代表一部分人的观点,今天看起来也不无道理。发现就是发现,不存在“学术”还是“非学术”,特别是在“第一”的标准下衡量,否则依照“殷墟地方农民掘出甲骨,以及甲骨为古董商人所见,都不是学术意义上的‘发现’”[11]的标准来类推敦煌文献,难道因最早的发现者王圆对敦煌文献的价值浑然不知,就应把第一发现者的称号记在斯坦因身上?
因此,谁是甲骨文的“第一发现者”,从今天的角度上看,实在没有争论和标榜的意义。正如王宇信先生所说。“王懿荣在发现并购藏甲骨文后不久便壮烈殉国,没有来得及对其收藏的甲骨作更多的研究和探讨。王襄先生则在甲骨文著录、甲骨文字典的编纂以及甲骨文考释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成果才是甲骨学界应该充分继承和大力弘扬的内容。”[12] 3N"&P@/0x []不管怎样,王襄在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的功绩与成果是不容抹杀的,后人不认真总结王的研究成果,而在谁是第一上没完没了的纠结,实在是逐本求末。
─────────────────────────────
注释 :
[1]《天津文史》2010年第2期(2010年12月,总第44期)为《王襄与马家店专辑》其中在《寻找马家店》专栏中,涉及对“马家店”地址认定的文章为:
①王襄与甲骨学课题组:《马家店遗址调查报告》;
②王成:《甲骨文发现与天津马家店》;
③王锡荣、王宗发口述,樊恒整理:《这就是王襄发现甲骨的马家店》;
④范贵林口述,王振良整理:《百岁老人范贵林谈马家店》;
⑤王振良:《马家店确认颠末记》;
⑥师建英:《寻找马家店》;
⑦王成:《我与叔叔寻找马家店》;
⑧樊恒:《寻找和保护马家店述略》;
⑨穆森编辑:《马家店遗址大事记》。
[2]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论坛·天津记忆:《纪念王襄发现甲骨文110周年—暨马家店遗址保护座谈会》,
http://202.41.245.2/bbs/read.php?tid=124&fpage=2&page=1
(2010年1月18日)
[3]央视网“探索 发现”:《发现甲骨文 (中集)》。
http://space.tv.cctv.com/article/ARTI1250047296117752
[4]曹定云:《从龙骨到甲骨的飞跃》,《殷都学刊》2009年第3期。
[5]朱彦民:《近代学术史上的一大公案-关于甲骨文发现研究诸说的概括与评议》,《邯郸学院学报》,第18卷 第2期,第60页,2008年6月。
[6]邓华:《甲骨文发现史上的一桩公案》,《寻根》,2002年第5期。
[7][6]
[8][6]
[9][5]
[10]郭沫若:《卜辞中之古代社会》,《中国古代社会》,上海联合书店,1930年版。又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5页。
[11]李学勤:《<王懿荣集>序一》。吕伟达主编,《王懿荣集》,齐鲁书社,1999年3月。
[12] “天津国学研究会”网站:国学动态。
《建国六十年来甲骨学研究暨天津市国学研究会甲骨学专业委员会成立”高层学术论坛会议综述》。
http://www.tjgxyjh.com/system/2009/12/08/010034965.shtml
───────────────────────────────────────
级别: 白丁
只看该作者 沙发  发表于: 2011-12-12
二、到底是哪个“马家店”
谁是第一个发现甲骨的人,并不是前述文章和网上争论的中心。而是通过对王襄第一次交易甲骨的地点的核实而引发的地点争论。
最初,笔者对被认定为王襄第一次交易甲骨的地点“西门外马家店”的故物场大街1号进行实地察访和有关档案的爬梳,认为已无原貌,不符合有关文物认定的标准,但其后随着掌握资料的逐步充实,又有新的观点,即王襄所描述的“西门外马家店”不仅不是现在的故物场大街1号,而且也很有可能不是此前争论的另一个地点——马家店胡同的“马家店”。
2009年1月10日,注册名“卫德大院”的网友,在“中国记忆论坛·天津版 ”以《中国最先发现甲骨文的地方》为题发帖,指称红桥区故物场大街1号和南小道子85号,是“中国第一次发现甲骨文的地点”,并说该此地旧称西鸟市,此处为“麻雀店”,又称“画眉店”。 [1]
2009年6月30日,天津《今晚经济周报》的“天津记忆”版发表了杜鱼《马家店:最早的甲骨交易地》,指认“红桥区故物场大街1号院,就是中国首次发现确认甲骨文的地点——天津西门外马家店”。其后,多个媒体都先后报道此事。2009年12月18日,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天津市文史研究馆在天津市文史研究馆联合主办了“纪念王襄发现甲骨文110周年——暨马家店遗址保护座谈会”。《天津文史》在2010年第2期的文章,都是继续此论点及围绕此论点的进一步阐述。加上随后的文物认定风波,似乎杜文的观点已成定谳。
事实果真如此吗?以下笔者逐项加以论证(此部分内容有的已在中国文化保护志愿者论坛天津记忆版 “纪念王襄发现甲骨文110周年——暨马家店遗址保护座谈会”帖中有所论述,为系统起见重新归纳,不再另标出处)
1.记忆之惑。
王襄、孟定生首次交易甲骨的地点,可靠的文字资料记载只有王襄在《室殷契 乙未(1955年)》:“彼寓西门外马家店,店甚简陋,土室壁立,窗小如窦,炕敷苇席,群坐其间,出所谓古版者,共相摩娑。”[2]一段话。其后,王襄次子王翁如于1989年7月16日《今晚报》上发《甲骨文与马家店胡同》一文,指认西门外马家胡同的“马家店”为王襄等交易甲骨之地。1993年3月21日,王翁如又在《今晚报》发表《马家店胡同》一文加以重申。但在2009年8月以后媒体报道中对“马家店”的具体地址有了“王老说他曾住在西马路一带,他和父亲去过马家店,距离西马路有40分钟路程,而西关北里距离西马路走路不足10分钟,从路程判断地点不对。”[3]一说由此引发人们对马家店是否还有另有所指的猜测和寻访,也可以说是产生争论的根源。我们对比王襄、王翁如父子的描述,仔细分析可以看到,事实真相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首先,按照王襄文章的记载彼寓西门外马家店”,这里的“马家店”是马家大车店,还是马家客(旅)店并未做仔细交代,(从我们看到后人的记载看,多认为是马家车店,但其中背景交代又有矛盾之处。郭鸿林在《感念王襄先生》一文[4]中介绍他听王襄介绍甲骨交易的情况描述,当时范寿轩是先到王家进行交易,而后又携王襄、孟定生二人到客店交易,如按照此说,首次交易地点,或者确切地说,王襄等见到甲骨的地点是在王襄家中,而马家店不过是继续交易和交易款结算地。而按照王襄前文记载则是在“马家店”见到的甲骨,当时除王、孟二人外,同去的还有王雪民、马景含[5]。除此之外,我们没有见到王襄对甲骨交易地的其他文字描述。
其次,后人对王翁如怀疑马家店地址的描述前后矛盾,甚至让人感到不少演绎成分。
在对王襄等交易甲骨的马家店地址之争之前,我们看到的报道,只有前述王翁如的疑论。在最初的报道中除此之外,并未有其他来源,并且按照早期的报道的口气,似乎王振良等查访范贵林老人等过程实际上是第一次揭示马家店真正所在。天津西门外马家店遗址为中国首次发现确认甲骨文的地点。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件大事,更为天津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增添了一抹高光亮色。” [6]
然而,在对故物场大街1号地址是否是王襄首次交易甲骨的地方产生争议后,《天津文史》2010年第2期的多篇文章又试图说明,此事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即已水落石出。但描述的又不尽一致:
《马家店遗址调查报告》:1987年初春,王锡荣采访当时在史志办工作的王翁如。王翁如称“他小时候去过马家店,从家到那大约要走半个小时,那个地方很热闹,离韦驮庙很近,附近有破烂市,有卖糖人的、卖鸟的。”王锡荣把王翁如讲述马家店的情况告诉了王宗发。王宗发,查阅民国时期的旅店资料,认定马家店胡同的马家店确实是大车店,店主也姓马,但马家人居住的地方是个青砖小二楼,而铃铛阁中其他带“马”字的按照王振良等察访只有南小道子“麻雀店”又叫“画眉店”。王锡荣根据王翁如、王宗发讲述的内容,于1994年10月25日的《红桥报》中发表《马家店轶事》,明确马家店在南小道子,但同时也说原址不复存在,对确认的过程没有交代。
②《这就是王襄发现甲骨的马家店》:通过陈雍对王宗发、王锡荣的采访,想进一步说明马家店地址所在。其中王锡荣在回忆最初王翁如向他提及南小道子的马家店时说“西关外大街还有个南小道子你知道吧,那有个马家店你知道吗?”其后与王宗发前述相类似。
《我与叔叔寻找马家店》:通过王翁如侄子王成的回忆,讲述确认南小道子画眉店为王襄等首次交易甲骨之地。而谈到最早怀疑的根据,就是关于距离的问题,但此时描述由在西马路住过,改为“年幼时自己和父亲王襄老人去过马家店’距离西马路约有40钟路程”(其后与前述相似)。以往王翁如描绘的30分钟路程,在这里又改为40钟路程了,这里住过西马路改做距离西马路了。而后又再次阐述韦驮庙这个地标,并说明当时香火不断,十分热闹。同时又说明从1986年以后,王翁如通过多次实地察访已经认定故物场大街的“黎明旅馆”为王襄等交易甲骨的“马家店”。廿一世纪初,他又将王翁如寻找马家店的过程告诉张仲,张仲又通过调查考证认为故物场大街1号为“马家店”,而后又称天津文史学者经过详细的考察与研究,最终确认了此事。王成进一步说“当我得知马家店被确认的消息后,心情无比的激动,我与叔叔翁儒先生寻找半个世纪的马家店’终于找到了。”
④《马家店颠末记》:作者王振良则提出“2010年11月,笔者又采访了王翁如先生的侄子王成。据王成介绍,“叔叔(王翁如)对其文章中‘马家店’在马家店胡同的提法,去世前曾多次予以否定;王翁如还回忆,他和父亲(王襄)去过马家店,对面有座寺庙,曾赶上庙会大集,人来人往十分热闹,而马家店胡同旁边未见有寺庙存在。”
该期杂志中还有两篇涉及到“马家店”勘定事宜,但因不涉及对王翁如的讲述,对此不做评价。(附表1)
2011年11月3日《今晚报》发表了王宗发《追忆马家店的尘埃落定》一文,其内容又有所不同:“在1987年的一天,红桥区文物管理所的王锡荣和王玉柱两位馆长找到我称他们发现甲骨文发现地‘马家店’并非当时人们普遍认为的西门外二道街的‘马家店’,因为甲骨文发现者王襄之子王翁如回忆儿时曾与父亲去过马家店,出西门要走近40分钟路程,并且该地毗邻一座寺庙,而西门外二道街的马家店出西门往北只需要走不足500米,且旁边没有明显寺庙。只是因为有一条马家店胡同,所以被人们误认为就是王襄提到的甲骨文发现地马家店。二位馆长询问我有没有类似的地方,我想到位于韦驮庙附近南小道子西头85号的大车店比较符合,只不过这个地方因有个卖鸟市场被当地人称为‘麻雀店’,上世纪70年代此处翻建,当年南小道子上的大门被砌成了一堵墙,并且把大门改在了故物场大街1号上。经过对周围环境和方位的对比及距离西门路程的推断,二人馆长都认为此处比较符合当年王襄购买甲骨时对‘马家店’的记述。”
级别: 白丁
只看该作者 板凳  发表于: 2011-12-12
我们将上面的不同说法归纳一遍就可以看出其中前后矛盾的地方:
⑴按照上述说法,早在1987年,王翁如就察访到了故物场大街,还详细描述有韦驮庙,附近有破烂市,有卖糖人的、卖鸟的并且十分热闹,并将此事告知王锡荣及王成等,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王翁如还在1989年、1993年两次发表文章说明“马家店”就是马家店胡同的“马家店”。
⑵关于行程的地点和路程时间。不同的文章引出了四种说法:其一,“王老说他曾住在西马路一带,他和父亲去过马家店,距离西马路有40分钟路程,”(北方网:天津与甲骨文的一段渊源 甲骨文在马家店被确认》等各类媒体的报道等);其二,“他小时候去过马家店,从家到那大约要走半个小时。”(《马家店遗址调查报告》中王锡荣转述王翁如的话);其三,“年幼时自己和父亲王襄老人去过马家店’距离西马路约有40钟路程”(王成:《我与叔叔寻找马家店》)。其四,“因为甲骨文发现者王襄之子王翁如回忆儿时曾与父亲去过马家店,出西门要走近40分钟路程,”(王宗发《追忆马家店的尘埃落定)。
这不禁让笔者疑惑,按照上述“其一”的说法,王翁如何时在西马路住过?在西马路的哪个地方住过?[7]上述“其二”所谈的“家”是哪个家?[8]到底这个“马家店”距离西马路是40分钟还是30分钟?而西马路全长至少 3公里多(清朝雍正三年重建城厢,南北长324丈)又是从哪个节点算出的距离?如果是从西门出发的话,不论是马家店胡同的“马家店”还是故物场大街1号的“画眉店”都用不了30分钟。(附表2)如果是大刘家胡同的家走到马家店胡同的“马家店” 按照儿童的步幅测算40分钟路程属正常范畴,而到故物场大街1号时间又不够用[9]
由此,要么王翁如小时候是随父从大刘家胡同出发的;要么王翁如所去的地方不是争论的这两个地点,而是另有所指。再有一种可能就是后面描述者为证明故物场大街1号是王襄交易甲骨所在而臆度。
⑶既然王成已经将王翁如认定的结果告诉张仲,那么怎么还有2005年张仲找王宗发实地勘察确认之事。已经“留有一段电视录像资料,相关电视片也在天津电视台播出过。”那怎么还有“可惜随着2008年张仲先生的去世,这一问题再次被搁置起来。”[10]
⑷王振良等的寻访是揭示谜团的惊人发现,还是对前人察访的重复。王成“当我得知马家店被确认的消息后,心情无比的激动,我与叔叔翁儒先生寻找半个世纪的‘马家店’终于找到了。”那么王翁如也好、王成也好,难道没在廿年前找到吗?那么王成关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王翁如查找“马家店”难道是子虚乌有?
综上所述,王翁如生于1917年[11],此前王襄全家早已搬到大刘家胡同多年,王老说他曾住在西马路一带”于实无据,故后面有关人再阐述此时均将此删略。而对路程时间的问题,王宗发在接受陈雍采访时曾讲马家店胡同的“马家店”认为,此店要是出西门往北走大约三百米,大人走20分钟,小孩走30多分钟是正常的。从正常的发育过程看,笔者分析王翁如至少应在五岁以上随王襄到的“马家店”(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12]去时可能不是很记事,觉得走的路很长及至成人,到马家店胡同的“马家店”实地勘察后觉得小时候去的比成人后再去显得路程长(实际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但所有这些记忆应当是模糊和不确定的,1987年左右他将此疑问向王锡荣等提过,但应当不会具体到从西门出发30分钟或是40分钟(以王当时幼年的身份如何测出具体时间?),周边有韦驮庙、南小道子甚至是“黎明旅馆”,否则以王翁如文史工作者的身份不会将已成基本定论的东西再张冠李戴,以致再在不同时期发表指认马家店胡同为“马家店”的文章。
2.地点之惑。
关于马家店胡同“马家店”的青砖小二楼,按照王宗发所言是解放后改造的,对此笔者与当地老人及相关部门退休人员进行询问,得到的答复是马家店当年都是土房子,是解放前后才盖的小二楼。而对此笔者一个世居城厢并在铃铛阁中学上学有好朋友在马家店胡同“马家店”居住的同学的老年的亲属也加以证明(这正是笔者对关于“马家店”地址疑问的起因)。王宗发在接受陈雍询问时也提到在三角地的坑东坑北多是买脏土垫坑形成的“篱笆灯”,这些多作为小客店。从目前掌握的史料看,1900年代,西门外马家店胡同周边地区根本不具备盖青砖小二楼的条件,最近在一论坛上一张显示西门外的照片也能说明问题(附图:1)。以上世纪八十年代察访“马家店”看到的二层青砖小楼来否定八十多年前的“土室壁立”不是用历史观看问题,结论也不会准确。
关于周边是否有庙的问题,笔者也进行了查访,我们从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津门保甲图说》[13]所附地图中不难看出,西门外一带不但有不止一个庙,而且诸如关帝庙都应是大庙,(附图:2)这些庙宇不可能在五十多年后全部消失(上世纪初,天津城内外,各类大小庙宇众多,几乎所有民间崇拜都有庙宇祭祀)。而坐落在南小道子旁韦驮庙的实际情况,恐与王翁如描绘的距离较远。从我们看到拆迁时的韦陀庙,只是一进深三间房(附图:3、4)。据《红桥区志》记载,该庙建于康熙元年(1622年),系后宫宠妃因病许愿而修建的,当初规模宏大,后因缺乏维护,庙的规模一再缩小[14]。作为佛教的一个护法天尊(守护神),其作用相当于今天的卫队长,历朝历代都没有单独祭拜韦陀的民间习俗,世间流传下来的韦驮庙也很少,规模都不大。
廿世纪初西门外也是社会下层的聚居区。由于天津城西门外多坟地,处决犯人的刑场也设在那里,因此人们大都不愿意在那里居住。十九世纪中叶,西门外的居民人口只占整个城区的5.64% ,是除了当时还是水坑洼地遍布的南门外地区之外,居住人口密度最低的。那里的居民多为极贫者,更有来天津打工、逃荒者。冬季,官府在西门外设立粥厂。那里有连乞丐都住得起的廉价小客店[15]。而且这种小客店集中的情况一直到解放前[16]
“庚子事变”之后,八国联军破坏了天津的大部市区,拆毁城墙;沿南运河的宫南、宫北大街、锅店街、估衣街,成一片焦土[17]。而1912年的“壬子兵变” 又导致商家的巨大损失,随后很多人家迁到南门外、西门外居住,西门外日渐红火,而马家店胡同所在的周边是一片大水坑。水坑西南,西关街以北,横街南段以东,是一片呈三角形的空地,故名“三角地”(后改作东坑沿大街及坑北小胡同等)。此处距西城根与北城根都较近,距西关街江湖艺人聚居的“相窑”也不远,所以很快成为新的明地。那时居住“相窑”的评书艺人都曾在这里撂地演出。1912年民国建立之后,戏棚子出现,进而改建成砖木结构的书场、茶社。到20世纪30年代这里形成一个比较热闹的场所。[18]此外,廿世纪初至1930年代,鬼市曾一度迁移到这里,此处形成小商铺、小戏园子、下等妓院聚集的地方[19]
假如王翁如真是在幼年随王襄到“马家店”看到香火旺盛,十分热闹且有破烂市,卖糖人、卖鸟的,应当更像马家店胡同的“马家店”而不是南小道子的“马家店”,(上世纪廿年代开始,南、北小道子一带已经成为布料市场和纺织品小作坊聚集地,没有上述的娱乐场所聚集)。
级别: 白丁
只看该作者 地板  发表于: 2011-12-12
关于地名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南小道子的“马家店”到底是不是坐落在西门外,是不是叫“马家店”?
首先,不论是王襄的原话,还是郭鸿林的回忆,都明确说明交易地为“西门外马家店(或马家车店)”而南小道子的“马家店”所处位置通常被叫做“西头”,“西头”是解放前对西北城角以西、南运河南岸、墙子河东岸一带的统称。[20]旧时与西门外的分界线在烈女祠附近(今北小道子)。旧时天津人对地理方位分得很清,一般城周边超过300~500米就有着不同名称,北门外到了北大关就叫关上、关下,南门外往下(南)走300多米就叫菜桥子,东门外不远就叫水阁等等,作为老天津卫王襄不可能分不清西门外与西头,也不可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其次,南小道子的“马家店”,本名就叫“画眉店”是西头鸟市的核心,来自河北、河南、山东等地的鸟虫宠物商贩,常聚集此地。他们多以批发为主,货品遍及其它鸟市。”[21]严格地说,这个店不是旅店,而是一个各种鸟虫宠物的集散地,这就是王宗发在接受陈雍询问时提到的,民国时期的旅店名录中没有它的原因之一。这种现象在解放前普遍存在,近年在社会上也常见此种现象(遍布市区边缘地带的物流中心的旅店,批发市场周边的商住楼等),这种旅店往往以某种类型的交易、存货为主,居住实际是商业功能的附属。范寿轩选择在这个以鸟虫宠物交易、存货为主的客栈,人流往来复杂的环境中呼朋引类,交易与秋虫、小鸟毫无关联的“龙骨”,于情于理都说不通。
3.读音之惑。
为佐证故物场大街1号的画眉店就是“马家店”。王振良在《马家店颠末记》及此前的《马家店:最早的甲骨交易地》(“杜鱼”为王振良笔名)中还用很大篇幅介绍“马家店”读音的转音问题:
“马家店”音转之途径。
关于马家店,现在分别被居民称作“mǎqudiàn”、“mǎjidiàn”或“麻雀店”。范贵林老人明确说这些都是一回事。那么,他们之间的语音是怎么衍变过来的呢?笔者就此请教了天津市著名语言学家谭汝为先生和崇化学会耆宿李炳德先生,基本确定了语音演变的三条线索:
Mǎjiādiàn→Mǎjiēdiàn→Mǎjidiàn
Mǎjiādiàn→Mǎjiēdiàn→Mǎquediàn→Mǎqudiàn
Mǎjiādiàn→Mǎjiēdiàn→Mǎquediàn→Máquèdiàn(麻雀店)
根据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北京俗曲百种摘韵》(北京来熏阁书店,1950年版)的研究,我们可知关于马家店的诸多叫法实际都是异读和音转现象,符合京津地区方言土语的语音变异规律。“马家店”的语音衍变有两个重要步骤:
第一步:由Mǎjiādiàn变为Mǎjiēdiàn。
《北京俗曲百种摘韵》研究认为:jia可以衍变读为jie,属于“重轻异读”。家字见于发花、乜斜两辙,在发花辙读jia,在乜斜辙则读jie。
这就是说,Mǎjiādiàn可以异读作Mǎjiēdiàn,而Mǎjiēdiàn在天津话中,再“轻读吃字”,就变成了Mǎjidiàn。
第二步:由Mǎjiēdiàn变为Mǎquediàn。
《北京俗曲百种摘韵》研究认为:在乜斜辙,家(jie)、绝(jue)两字通押。
ie和ue同属乜斜辙。因此,从jie衍变读为que,只是齿音上的变化。也就是说,Mǎjiēdiàn可以异读作Mǎquediàn。而Mǎquediàn在天津话中,再“轻读吃字”,就变成了Mǎqudiàn;在一些特殊场合需要读音加重时,则又变成了Máquèdiàn(麻雀店)。”
实际上这不过是无用之功,本来maqudian、majidian(麻蛐店)也好,maquedian、maqiaodian(麻雀店)也好都是对“画眉店”的意指,说明此地是卖鸟、卖蛐蛐的地方,不但史书上有明确记载,范贵林老人也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关系,周边百姓也都指认这个关系。至于此店是姓马的人开的那不过是个巧合,不能由此说明这个店就叫“马家店”而周边老百姓及范贵林等所言的“麻雀店”等读音是“马家店”的异读。
其次,王文中对转音的研究,也有生拉硬拽之嫌。
王引用的《北京俗曲百种摘韵》所依据的是十三辙,最早用于京剧唱词的韵脚分类,是为了便于文化水平不高的戏剧演员按标准识唱将音韵归类改辙便于识读的简易读韵法。随后被流行于民间戏曲、曲艺中,并不用于日常用语的解读及教学,在解放后实行汉语拼音后,已经消失。拿戏词韵脚考证民间俗语特别是天津俗语本身就不具参照性,即便按照十三辙的念法,ji与qu同属“一七辄”,按照连续变调的规律,maqudian (麻雀店)可以把中间的que,轻读为qu(同样的例子,官银号通常会读作guanyihao或将中间的yin轻读由阳平改为去声),可以说这是天津方言里的一个特殊现象,在语言学上被称为“连续变调之谜”。由此,不可能也没必要生把jia衍变为jie(在南小道子周边居民日常语言中根本没有出现,属于臆造)再把jie变成ji,而 maqiaodian的读法,起源于人们通常把麻雀叫做“家巧儿”而南小道子周边居民俗称此店为maqiaodian(麻巧儿店),也就是麻雀店的意思,只是日常不会念“麻雀店”而已。笔者在此类现象很多见(如阁念做gao等)。至于王文中谈到的“轻读吃字”,在语言学上叫做“吞音”,在天津方言里一般讲是三个字为一个词时,中间的字被省略,如“派出所”被读作“派所”,劝业场被读作“劝场”,“豆腐脑”被读成“豆脑”等,显然在这里,不论怎么读,中间词的音并没有消失,只是辅音轻读甚至消失。因此转音现象在此是站不住脚的。
值得注意的是,王振良及其后多个报道中所谈对范贵林老人的采访,是对确认故物场大街是“马家店”的关键,但我们从已披露的当时的采访记录不难看出,范本身并不识字,所谈也一直是“majidian”,整个过程王等人多次想引到“马家店”,范一直没有随王而转音,整个过程王等不断诱导甲骨等内容,但即便如此,范也没有对“马家店”是“画眉店”的本音加以肯定,而其中王等作为也不乏有悖学术客观性的诱导言论[22]
4.余论。
正如以上笔者的观点,发现甲骨第一人之争,本身就是个难以界定的命题,由此推及王襄等首次交易的地点到底在什么地方,也应当全面、客观,历史性地看待此。对此我们应将视角回放到1900年代,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去审视,而王翁如的怀疑,我们也应结合他所处的1920年代来对照。今天回顾整体的过程我们不妨理解为:王襄曾于上世纪廿年代携幼年的王翁如从家中到交易甲骨的地方并予以指认,当时王翁如对店内情况并没有留心,而时出于儿童自然心理本能,对一些玩乐内容印象深刻。其后父子对此都没有特别在意,也未再涉及交易地点的确认。及至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甲骨第一人之争的凸显,王再次关注,到马家店胡同察访后发现,好像路程比幼年去的时候近,周边没有庙,所在看到的“马家店”是青砖小二楼,与父亲记载的“土室壁立”相距甚远,于是十分怀疑,并将此疑虑告知王锡荣等,但自己还是以马家店胡同的“马家店”作为正溯。其后,循着王翁如的怀疑,王宗发、师建英、张仲及至最近的王振良、张强,考证出故物场大街1号原为一大车店叫“麻雀店”也叫“画眉店”,周边有一个“韦驮庙”,进而以环境现状来印证王翁如20年代对周边环境印象的描述。再加上王振良等对当地百岁老人范贵林的寻访,得知该店为一马姓人所开,就以上述旁证认定该处就是王襄首次交易甲骨的“马家店”,同时大肆宣传。
而笔者通过以上分析试图说明,还原上1920年代的马家店胡同周边,正符合王翁如回忆的景象,而故物场大街1号不论是地理名称还是历史状态乃至真实的现状,都与王襄的记载和王翁如回忆的场景有很大距离。
那么,王襄首次交易甲骨的“马家店”是不是就是马家店胡同的“马家店”呢,亦不尽然。假如王翁如不论是从西马路出来走30分钟还是40分钟才到“马家店”属实的话,那就给我们提供否定两个“马家店”的根据。毕竟,从西门出发不论是到马家店胡同还是故物场大街都用不了这么长时间(天津市文史馆副馆长陈雍提出,2005年正月初五,张仲曾和他说过“马家店”在西大湾子一带[23],但未进一步考证)。或许还有不为我们所知的“马家店”湮没在历史长河中,毕竟从目前掌握的资料看,1900年代西门外“土室壁立” 的小店甚多,不可能有什么字号大名,马姓也是大姓,以“马家店”代称即便重名也很正常,当时的资料如今难以寻找(王宗发所言的旅店资料已经是民国时期,与“庚子事变”之前变化较大)。
  “孤证不立” 是考据原则之一。对“马家店”地址原始、客观的描述仅是王襄记述,没有其他亲身经历者的直接旁证,即便可做参照的后代王翁如的描述也因本人不在人世,难以确定。对“马家店”地址产生争议后,王振良等人的文章以对当事人后人的后人和旁人对王翁如回忆的再回忆做为立论依据,本身就缺乏科学严谨的立论依据,内容上我们又不难看出有许多前后不一、循环论证的痕迹,在此基础上得出的结论难以服人也很难保证客观、公正。以此标准再结合笔者的考证结果,把“马家店”定论为故物场大街1号是不正确和不科学的。
因此,与其穷竭精力探寻哪个是正宗的“马家店”,更不如去下点功夫,弘扬王襄先生的未竟事业和他严谨、勤学的治学精神,这应当是我们最应探寻和继承的。

2011年11月9日 11:47初稿
2011年12月9日2:10改定

[ 此帖被大权在握在2011-12-13 17:03重新编辑 ]
级别: 白丁
只看该作者 4楼 发表于: 2011-12-12

注释:
[1]中国记忆论坛:天津,天津旧版,《中国最先发现甲骨文的地方 》。
http://www.memoryofchina.org/bbs/read.php?tid=30713
[2]王襄:《室殷契 乙未(1955年)》,《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
[3]天津与甲骨文的一段渊源 甲骨文在马家店被确认》,北方网新闻中心天津都市新闻,2009-08-19 08:46。
http://news.enorth.com.cn/system/2009/08/19/004166553.shtml]6jHIk|
此段话的出处来源于何处,各种媒体并没有明确指出,据笔者了解,此话最初引自张仲的话,具体时间、场合待考。
[4]郭鸿林:《感念王襄先生》,《天津文史》2010年第2期。
[5]出契文之年在清光绪戊戌。翌年,潍贾范寿轩携之来津;乡人孟定生、马景含二君及余家兄弟见之,惊为千载瑰宝”。(王巨儒:《王襄年谱》(上),《天津文史丛刊》第7期,1987年。)
[6]文化亮点是城市的自豪》《 ,《》今晚报》 2009年12月21日。
[7]萃古园”—记甲骨学者襄老人的故居》介绍,王襄全家于1900年由东门里仓门口孙家胡同(1983年改称为南开区华容胡同,与今基督教仓门口会堂仅一墙之隔)搬到东门里大刘家胡同(今南开区大刘胡同)15号(均已拆除)。1957年9月,王襄与家人迁出大刘家胡同旧居,入住和平区睦南道睦南里3号。(http://zonghe.17xie.com/book/10512055/577523.html)不知1917年出生的王翁如幼年何时住过西马路。
[8]有人提出,并以图示标示,如果从东门里大刘家胡同到马家店胡同的“马家店”从路程上计算,步行30-40分钟是很正常的(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论坛 天津记忆:《西门外的马家店》,http://202.41.245.2/bbs/read.php?tid=2190&page=1)
[9]按照《医学百科全书·儿童少年卫生学》提供的中国北方男子儿童期身高测算,以王翁如8岁为随王襄去“马家店”为据(以6-10岁为记事懵懂期,取中间年龄值):身高(cm)=(年龄-2)×5+85=年龄×5+75。王翁如的身高应在115厘米左右。按照步幅为身高37%的标准数值测算,八岁儿童每走一步为42.5厘米,鉴于儿童个小行走慢,以大人80%的步速计,约每分钟92步左右,折0.65m/s,每分钟行走37米(成人散步步速每分钟115步,合1.2m/s,每分钟行走70米左右)。                                                                                  
中国医学百科全书编辑委员会:《医学百科全书、儿童少年卫生学》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2月,第36页。
[10]王振良:《马家店确认颠末记》,《天津文史》2010年第2期。
[11]以下是笔者掌握的王翁如简历:王翁如(1917年~2000年),原名王翁儒,天津市人。系甲骨文专家王襄之次子。1935年后,入中国大学英文系及文史系读书。历任塘沽久大精盐厂监视处职员,证券交易所职员,中纺合作社职员,张家口省银行职员。建国后,入天津市公安总队二团任文化教师。1 956年任天津史编纂室编纂。1979年参加历史大辞典编纂工作。后任《天津史志》编辑。 1986年被聘为天津文史研究馆馆员。著有《地名溯源及津门杂记续编》参加主编有《天津百科全书》、《天津老房子。旧城遗韵》、《天津小洋楼》。2000年12月10日下午因病去世,享年83岁。
《马家店遗址调查报告》(《天津文史》2010年第2期)的注释中介绍王翁如时标注出生年为1912年,不知信息从何而来?
[12]最近揭示的研究结果表明,东亚人开始记事的年龄为4.8岁(曹玲《几岁才记事》,《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21期),按照通常情况计算,王翁如至少应当是在4岁以后随父亲去的“马家店”,而1914年至1936年间王襄多年在外地工作,不可能经常回家,所去次数亦不会多。王襄正式回家闲赋是1939年(参见:龚作家 刘炎臣《阴虚文字专家王襄事略》,《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25辑,1983年9月),那时候的王翁如已经是22岁的青年了,要是王襄回津在家闲赋时带王翁如去的,王不应当记不清去的情况。
[13]《津门保甲图说》,《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下》434页,清道光廿六年(1846年)。
[14]天津市红桥区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红桥区志》,天津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第150页。
[15]刘海岩:《近代天津城市边缘区的形成及其结构特征》,《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4期(总第193期)。
[16]谢鹤声:《解放前天津市旅店业琐闻》,《天津文史资料选辑》,2002年第2期(总第94期)。
[17]刘孟扬:《天津拳匪变乱纪事》,转自 郭长久主编,《津沽百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年6月。
[18]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天津市文化局联合编著:《天津通志 文化艺术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年8月。第二篇,第四章。
http://www.tjwh.gov.cn/whysz/0502quyi/quyi-0401.html
[19]天津市地方志编修委员会办公室 天津市老城博物馆联合编著:天津通志 民俗志》,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6年9月。第二篇,第二章,第二节。
http://www.tjdfz.org.cn/tjtz/msz/di2pian/2zhang/2/index.shtml
[20]红桥区地名志编纂委员会编,邢克文主编,《天津市地名志 06 红桥区》,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6月。第六章 第二节。第404页。
[21][19]
[22]范贵林口述,王振良整理:《百岁老人范贵林谈马家店》。《天津文史》2010年第2期。
另参见:《天津记忆:饱蠹鱼的博客》同名博客文章,内容略有增加。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886b5700100quzh.html
[23]陈雍《“甲骨文发现110周年集”序》,《天津记忆》第29期,天津文化保护志愿者团队内部刊物。《天津文史》2010年第2期,《寻找和保护马家店述略》转载。
───────────────────────────────────────
附图:
1.长弓在手:《天津城西白骨塔》,“文化遗产保护志愿者论坛 天津记忆”, http://202.41.245.2/bbs/read.php?tid=25345。(2011年10月31日)


2.《津门保甲图说》:老城西部分:
http://www.wenchanggong.com/gywc/ShowArticle.asp?ArticleID=21


3.被拆毁的“韦陀庙”1:2010年7月7日摄。



4. 被拆毁的“韦陀庙”2:2011年3月7日摄。


备注:上述注释涉及网址的内容均为截止到2011119日的状态。

───────────────────────────────────────
附表:
1.“马家店”表述关系图


2.两个“马家店”情形对比
[ 此帖被大权在握在2011-12-13 17:27重新编辑 ]
级别: 论坛版主
只看该作者 5楼 发表于: 2011-12-12
期待~~~~~现在普遍的观点是故物场大街一号
描述
快速回复

您目前还是游客,请 登录注册
如果您提交过一次失败了,可以用”恢复数据”来恢复帖子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