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是杨柳青年画的摇篮
陈子如
天津杨柳青镇坐落在大运河北段的南运河上。杨柳青镇具有三河交汇、水系发达的特殊地理位置，逐渐形成了贯通南北东西的交通漕运枢纽、物流集散地和工商重镇。
作为杨柳青标志性艺术的杨柳青木版年画的形成和发展，与杨柳青漕运的发达，与大运河的开通和兴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大运河是杨柳青年画诞生的摇篮。
据《杨柳青镇志》记载，宋景德至元丰年间（公元1004——1085年），黄河决口北流，境北形成“三角淀”（东淀）。境内河道湖泊在此汇流东下，得名“流口”。宋兵沿界河（今大清河）建立“河泺防线”，遍植莳柳，此为东端，杨柳密布，又名“柳口”。由于杨柳青地区”三角淀”地势形成后,土地肥沃,水系发达.淀边水畔苇篱丛生,陆地埂塄树木繁茂,适于渔猎农耕。特别是自宋代形成居落后,随着居住者的逐步增多,人们除了从事渔猎采菱,割苇编织,还栽种了大量的梨、枣等树木。其中杜梨树的木质细腻坚硬,适于木版年画的画版雕刻,优于其它地区的其它木质,吸引了年画艺人们的注意力。不仅原住居民中的绘画爱好者试着选用杜梨木刻印门神、灶王、钟馗、天师、月宫图之类的神祃,不少外地艺人也都先后携眷迁徙来此从事年画的创作、刻印、经营。虽然杨柳青地区有优质的年画刻板材料，但纸张和颜料并不发达，只是在黄色的土纸上用木版刷印上墨线和朱线。这仅是杨柳青年画的初始阶段和前身。
明永乐十三年（公元1415年），大运河全线开通后，南方的优质纸张和颜料通过漕运至杨柳青。杨柳青年画开始改用南纸，使用南方运来的颜料，出现了彩色套印，进而发展成彩色套印加人工彩绘的全套工艺，杨柳青年画的身价大增。中国年画研究专家王树村在《杨柳青年画兴衰概谈》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明代杨柳青之繁荣于漕运有关,因北京官用粮米多赖南粮北调。元朝时海上运输发达,运河为辅，明代因海上倭寇猖獗,改以运河漕船运粮为主。杨柳青古迹中，旧有“大王庙”,建于元代,明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竣工。明末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庙被白莲教之变摧毁,崇祯十六年重建(见《大明崇祯癸未重建白衣庙碑》)。“大王庙”内奉“金龙四大王”,位于杨柳青运河北岸，证明过去运粮船北来至此,奉香酬神,再转向京都。京杭大运河畅通,无疑南方土特产及苏、浙之纸、墨、笔、颜料等,随船而来者,必然逐渐增多。明人《直沽棹歌》有：縻芜杨柳绿依依,樯燕樯乌立又飞；赚得南人归思缓,白鱼紫蟹四时肥。见朱彝尊《明诗综》卷九十六)。南人即苏、浙人。从杨柳青年画作坊遗留下来的颜料、纸料看，确有不少是苏州等地产品。
可见，江、浙笔、墨、纸张、颜料的北运，为杨柳青年画品质的提升曾经奠定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杨柳青年画的形成和发展,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是外地画师暨年画世家的迁入。关于杨柳青年画起源何时,尚无准确的文献记载，多数年画专家和研究者能够认可的时间是,始创于明代,初兴于明末清初,盛于清代中叶。按照这个时间比照,正是两大画师暨年画世家先后迁入的时间。这两大画师暨年画世家,一是戴氏先人,一是齐氏先人。可巧的是，两大画师及年画世家的迁入都与大运河漕船有关。
据《杨柳青镇志》记载：戴氏先人自明永乐年间携画艺从江南（江南何地无文字记载。也无口头流传）随漕船北上,至杨柳青经营木版年画。到民国时期，戴廉增敬记画店停业，传19代，历时500年。戴廉增是戴氏第九代传人。乾隆中期，首创“戴廉增画店”，始在年画左下角加印“戴廉增”字样。时为杨柳青规模最大、年画品种最多的画店。清嘉庆年间，戴氏人丁兴旺，为扩大经营，遂分居析产，分立了“美丽”（今猪市大街上马石胡同）、“廉增利”（今二街马号院内）画店。戴廉增老店规模最大，御河沿一带共有11所大四合院,其中戴家实胡同7所,对过河边4所,均做年画作坊用。内设石碾石磨研制色料,自制色料常有100多缸。房舍分做储存纸料、成品库房、店堂门市和加工作坊等用。并借舟楫往来之便,常到苏州等地采购颜料纸张,又把年画运销京华、西北和东北等地,年销量可达2000多件(每件500张)。乾隆至嘉庆年间,为戴氏画店经营盛期,有家传从业者近百人,兼有雇工200余人,聘请名师专事创稿,住店画师上百人,从事雕版印刷、手绘、装裱等工序。除精品自行绘制外,又将大量的手绘工序分流到炒米店、张家窝、老君堂、古佛寺等南三十六村加工,带动南乡一带肇兴画风。戴廉增画店于乾隆后期在北京建立分店(绒线胡同),专设作坊(打磨厂),就地生产年画,风靡京华远近。特制”金贡笺”专供皇宫内府,兼营灯画、扇画及文房四宝。嘉庆年间，在丰润县东丰台设立分店,聘师招徒,扩大经营,将年画运抵奉天(沈阳)设店批发。光绪年间又在归化(呼和浩特)建立分号。产品可就近销往东北三省和蒙、绥等地。清末,画业江河日下,戴氏后裔仍锲而不舍,最后又分立了“戴廉增公记”、“戴廉增敬记”画店。自乾隆至光绪,戴氏共建画店19处,成了我国北方画业的巨擘。戴氏历代传人均善画艺。戴廉增聪颖好学,刻苦钻研画艺,创始“套印加手绘”的技法,形成杨柳青年画的独特风格,对杨柳青年画的升华具有杰出的贡献。加之能雕善画,留下许多传世佳作,终成一代名师。第17代传人戴立山善画人物,有四条屏《春秋配》,六条屏《大西厢》传世。自清代画业兴盛以来,戴廉增画店的年画不断流传国外,今俄、日、德、法、英、美、澳等国和我国台、港、澳等省区均有大量藏品。
齐氏一家，即齐健隆一家，康熙年间随漕运自山东迁来杨柳青，以裱画为业。嘉庆十九年（公元1815年）兴办“齐健隆画店”，时与“戴廉增画店”齐名。其规模虽稍逊于戴氏，然画艺之精堪居首位。仅套色可达20多版（戴氏最多可达10多版），使画面色彩层次细腻，人物能传神送情，跃然纸上，更善武样（武打场面），多见传世佳品，至今尚有佳作流传。嘉庆末年，分立“惠隆”、“健惠隆”画店，并在北京前门外、丰润县东丰台建立分店，及至奉天（沈阳）设庄，产品覆盖京、津及东三省广大农村。齐健隆本人精于画艺，兼善“揭白传影”（为人画像，为死者画像）。“齐健隆画店”位于杨柳青御河沿，与戴廉增画店毗邻的健隆胡同。通条胡同皆为齐氏画业作坊，有画师及雇工250多人，各种工序齐全配套，年画品种丰富，是杨柳青年画特大作坊之一。南乡各村多为其加工手绘。
此外，钱慧安、张兴泽等南方画师的迁入，都是随大运河槽船而来。他们对杨柳青年画的投入，其贡献无疑都是十分杰出的。
杨柳青年画具有艺术品和商品的两重性,它的形成和发展必须有一个繁荣的市场。繁荣市场的首要条件是人口的稠密和商户的聚集。杨柳青自宋代形成居落,初见渔猎采菱者星聚。元代始有军民屯田。元末顺帝失政,民皆南逃避难.来此者有高宋两姓。明代永乐年间又有大量移民入境。至清朝中叶已是个有两万多人口的繁华市镇，加之漕运交通的发达和南北交流物资集散地的形成,住商、行商、过客等流动人口大量增加,其街道的繁荣景象是不难想见的。繁荣市场的形成,为杨柳青年画商品性功能的体现提供了广阔天地。
大运河对杨柳青年画商品功能体现还不仅限于此，杨柳青发达的水运航道资源、特别是南运河航道从杨柳青过境，为杨柳青年画的外运、批发提供了有利条件。据《杨柳青镇志》记载：随着年画声誉的提高，销路扩大，每年秋季为销售旺期，渐向几大河道口岸货船批发，远销冀、鲁、皖、豫等广大农村，并向北京、内蒙及关东等地扩散。从上述文字中不难看出，水路运输的繁荣确实给杨柳青年画的大发展带来了无限的生机。
大运河的开通，使杨柳青镇凸现了水乡、漕运枢纽码头、工商重镇和文化名镇等几大地理特征，既是农村，又有小城市的特点。造就了这里的居民四大心理走向：一是热爱劳动，创业兴家，崇尚百艺；二是崇尚书香门第，文才武略，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三是各种信息传递快，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新事物能力强，崇尚新潮流；四是民风淳朴，正义感强，对社会流弊、官员腐败深恶痛绝。围绕这四大心理走向，大大拓宽了杨柳青年画的创作题材。比如，在热爱劳动、创业兴家、崇尚百艺方面，就有大量的神祃画中的各业师祖相出现。这些师祖相案前，都附有操作生产的人物。而且，还有《农家乐》、《采莲图》、《纺织图》等大量创业兴家的年画出现。在崇尚书香门第、文才武略方面，也出现了《麟书呈祥》、《读书封侯，禄位加官》、《文韬武略，利禄功名》等。故事画中的《孟母断机图》、《高谦之妻教子》、等也都是这方面的题材。在崇尚新潮流方面，则有《小儿怒》、《女子学堂演武》、《自强传学堂图》等画作大量涌现。辛亥革命后，人们拥护民主、共和、进步，就出现了《世界大同文明进步》、《中华成立，欢迎共和》、《推灯纪念》等新画样，《过新年》、《庄家忙》等还将清装改作时尚的民国装束。在对社会流弊，官员腐败，深恶痛绝方面，则出现了大量的讽刺讥弹画，讥讽清政府卖官鬻爵的有《庄家佬作知县》、《剃头作五官》、《成衣作直线（知县）》等，对社会流弊的针砭也是十分尖锐的。像笑话百出的《白字先生》，怕老婆的《阴盛阳衰》、鞭辟不良行为的《俏皮话》等，更大大丰富了杨柳青年画生活的广泛性和深邃的思想性，是别的木版年画品种难于比拟的。
大运河的开通，连接了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线路，补充了陆路交通落后的缺欠，为外国学者专家对杨柳青年画的深入了解考察、搜集整理，进而介绍到国外提供了顺畅的交通条件。俄国汉学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就是靠通畅的大运河水路，和他的老师法国汉学家沙畹教授乘船对杨柳青年画进行考察和搜集整理而后带到国外的。1907年，他们师生二人雇佣了摄影师、拓印师、仆役等，组成考察团，花了五个月的时间，对中国内地5个省份进行文物考古活动搜集精美年画，就是此行的一大收获。阿列克谢耶夫在杨柳青大为感慨：“这里的年画题材非常丰富。我不知道世界上有哪一个民族能像中国人一样，用如此朴实无华的图画充分地表现自己。”沙畹就是此时受到阿列克谢耶夫的影响，开始收藏中国年画的，两年时间他共收集了200多幅中国年画带回法国。1978年，法国汉学家艾利阿斯伯格曾将沙畹藏品中的部分年画编辑成册出版发行，很有影响。从1906年到1912年，阿列克谢耶夫数次来华，依据大运河的交通便利，先后到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苏州桃花坞等地考察研究，收购到4000多幅年画带回国内。连同其他汉学家收集的年画共7620幅，收藏在圣彼得堡的埃尔米塔日博物馆、莫斯科东方民族艺术博物馆、普希金造型艺术博物馆等10个博物馆。除阿列克谢耶夫和沙畹之外，英、美、日、德等国的许多汉学家，在那个年代交通欠发达的条件下，都是依据大运河的水路交通对中国年画深入研究的。使杨柳青年画等中国年画艺术在国外得以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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